1949年，南京解放后，一个阔太太穿着旗袍来到了35军军部，对门口的哨兵说："我是陈修良，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！"
1949年4月，南京解放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。35军军部里，政委何克希正处理着千头万绪的进城事务，警卫员忽然进来报告，说门外来了一个穿旗袍的阔太太，耳环晃眼，举止从容，点名要找军政委，还自报名号——陈修良。
何克希一听这个名字，手里的文件差点没拿住。他快步冲下楼，衣扣也顾不上系，跑到门口一看，眼眶当即就红了。眼前这个看似富贵太太的女人，就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追捕多年、悬赏重金而始终无法抓获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。
1946年春，陈修良接到潜入南京的指令。这座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，警察局、保密局、宪兵司令部层层叠叠，大街小巷到处是耳目。
在她之前，南京地下党组织经历了数次毁灭性的破坏，前后八任市委书记全部牺牲，无一幸免。把这样一个任务交到她手里，几乎等于宣布了一项有去无回的行程。
离开根据地那天，丈夫沙文汉没有说挽留的话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欲得虎儿须入穴，如今虎穴是金陵。”陈修良没有携带武器，没有部队护送，随身行李里最重要的东西，是几件裁剪得体的旗袍，和一个名为“张太太”的伪装身份。
她住进南京城里的一处普通民居，以投亲靠友的名义落了脚。此后三年间，南京的麻将桌上、戏院包厢里、茶会宴席间，时常可以看到这位出手大方、谈吐文雅的张太太。
她和官太太们聊布料行情，和商人家眷谈子女教育，偶尔也会抱怨几句时局艰难。谁都把她当成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富家妇人，绝不会想到这个笑意盈盈的女人，正在重建一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。
陈修良开展工作有一套极为冷静的方法。她坚持单线联系，任何两个人之间能不碰面就绝不碰面，能不知道对方身份就尽量不知道。她把力量一点点渗透进学校、工厂、邮电局、水电公司，甚至伸进了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和军事机关内部。
三年时间，南京地下党员从最初幸存的一百多人，悄悄扩展到两千余人，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城的暗网。
1947年5月，南京物价飞涨，大学食堂里的米饭越来越稀，教授的薪水连一袋面粉都买不起。陈修良判断时机成熟，通过学委系统组织起大规模的学生请愿。
5月20日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，喊出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的口号。军警用高压水龙和马队冲散游行队伍，棍棒落下去，却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浪潮。上海、杭州、天津等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，国民党统治区内部从此出现了被后来称为“第二条战线”的强大压力。
而在看不见的战场上，陈修良还干了一件更让国民党高层心惊肉跳的事——策反。
1948年底，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通过中间人传话，表示愿意驾机起义，但希望在行动前加入共产党。有人担心这是圈套，陈修良却果断拍板应允。
12月16日夜，俞渤和几名机组人员驾驶一架B-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，中途朝总统府方向投下数枚炸弹，虽然没有精确命中，但那几声爆炸像锤子一样砸在南京军政大员的心口上。
空中的裂口撕开之后，海上也跟着晃动。排水量超过七千吨的“重庆号”巡洋舰，是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艇之一。地下党通过舰上不满内战的士兵和技术军官，慢慢渗透进去做工作。
1949年2月，舰长邓兆祥率全舰官兵在吴淞口起义，一路北上驶向解放区。消息传回南京，海军司令部里一片死寂。
紧接着是地面。驻防南京近郊的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，一度犹豫不决，提出要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。陈修良没有后退，以张太太的身份赴约。
她坐在手握重兵的将军对面，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，只是一条一条分析战局、讲清出路。会谈结束后不久，王晏清率部起义，南京城防顿时塌掉了最关键的一块。
1949年4月，解放军渡江在即，国民党撤退部队开始执行破坏计划，准备炸毁下关发电厂、切断自来水管道、烧掉电信局的设备。陈修良早就在这些要害部门安插了人手。
等到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南京市区时，路灯还亮着，自来水还能放出来，电话也能摇通。这座六朝古都，没有在最后一刻被毁成一堆瓦砾。
南京解放后，陈修良从藏身处走出来，换上一件干净旗袍，徒步穿过城区，找到35军军部。站在门口时，她只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疲惫但仪态不乱的妇人。只有何克希知道，这个身影背后藏着什么。
她走进军部大楼，没有讲那些暗夜里数次转移的惊险，没有提三年里多少次与搜查擦肩而过，只是把一份整理好的地下党员名单、一套详细的策反关系图放在桌上，说了一句：任务完成了。
1946年到1949年，这个穿旗袍的女人，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，用两千多个日夜的潜伏和运作，替即将到来的新中国，守住了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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